光华笔记

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部历史比中国的五千年政史还要肮脏，黑暗而血腥的话，那唯一的回答是中国当代经济史。

---我的感想

我从未知道历史可以被这样彻底地颠覆，我也从未知道黑暗与光明可以如此地暧昧而不清。然而我唯一知道的是，几个所谓GDP增长的数据，几个被数次被如同韩国女星的胸般一次次整大的数据，并不足以掩盖几千万下岗职工在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前走投无路时所留下的辛酸汗水，并不足以掩盖矿井，煤山，和建筑工地上那数千万瘦弱而矮小的“盲流”。

那些面色饥黄的穷苦人，并不属于现在洋洋得意的“盛世”中国。 与他们相关的一切词汇与现在这个正在大规模国际化的国度是这样不相符--天使和风险投资者们更愿意将中国浪漫化地想象为一片未经挖掘的净土，而极少数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正处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西装笔挺，有条不紊地依照西方管理模式制定法则，为他们的外国投资商提供漂亮的财务表报。

一切都是谎言。

当 我坐在光华的讲堂中，那个叫厉以宁的老人骄傲地指着那一串串耀眼的数据，唾沫飞溅地吹嘘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他显然已经熟于此道。他的眼神中充满了 得意，而所有在座的学生则用惊叹的眼神望着他。这节课的名字叫《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而他将只讲最初的三节。他讲了突飞猛进的钢铁，迅猛而起的冶金，高 速增长的外汇，以及一切符合一个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形象的数据和图表。

而那数量庞大，面色茫然的弱势人群，则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这个充满玫瑰花色的浪漫中国前景中。

当他们谈起房地产时，他们会洋洋得意地提起万科，会提起那个骄傲在世界七大最高山峰刻下自己名字的，叫王石的男人；他们会提起碧桂园，提起那个刚以160亿美元身价，挤入亚洲财富前十的26岁 继承女儿。但没有人会想起这些光鲜场面背后，那一张张在工地中终日与泥石打交道，衣着破烂而带着乡音的胆怯面容，也没有人会提及，那数目庞大的，因土地被 征用而被迫涌入城市，从事最低贱的服务业的农民工们。虽然他们是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他们在城里人的讥笑声中默默老去，他们的子女在缺乏最基本 条件的初级学校中长大，被毫无理由地剥夺了一切我们看来理所应当的机遇--他 们的英语是哑巴英语，甚至连留声机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而我们早已将这一切在离开中国前送给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当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时，他们却 咬着牙花大量的时间做大量重复而无用的数理题目，因为他们知道，那一场低效而无能的高考制度，是他们跃出农门的唯一方式。

在他们稚嫩的心中，燃烧着的，除了欲望，我相信还有对于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的仇恨。仿佛是埋在土壤中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勃勃拔芽而出。

再 譬如保健业。这曾经也是被津津热道的一个领域。太阳神，健力宝，三株，飞龙，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脑白金，此方退场彼方上，中国式的无序和错乱在此昭显无 疑。曾几何时，三株“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被营销家们众口一声地赞好，飞龙的“中国伟哥”也在地毯式轰炸的广告攻势中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华北之地，而太阳神 则守住了南方的河山。但这看似喧嚣的一切背后却是极其低质量的产品，最终当这三家曾经无比强大的巨头都抵挡不住多元化的诱惑，而选择了大规模同时发展众多 子产业—同时也意味着大规模倒下。唯一的例外是健力宝的李经纬—当他最终在病房中度过最后孤单而寂寞的十年时，他那一手缔造的健力宝帝国，最终被政府以3.4亿元的价格贱卖给外商，而被彻底背叛的他自己则一个人仰天长叹。在那时的中国，再杰出的国营首领也最终是政府的傀儡—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喉咙被卡住，只能吞食小鱼的鱼鹰。

恕我直言，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并未看到光明---我只看到了盲目，愚昧，血腥。在“国退民进”的85-89年中，政府同时扮演了游戏参与者和游戏法则制定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手投掷毂子，一手写下规则，用百姓肮脏的血写就了那一个个耀眼的GDP。而在另一方面，初生的民营企业，则以种种践踏最基本道德底线的行为让众人膛目结舌。虚假广告的盛行毫不犹豫地动摇了中国人民的诚信底线，让我们诧异但摆手无奈。

还有证券。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一方盛行丛林法则的血腥角落—数以百万计的炒股大军浩浩荡荡地冲进中国股票市场，彻底的非理性顿时统治了整个市场。于是我们有了5.19 以 及之后中科那场让许多人血本无归的灾难。中国证券市场和股评的信用度顿时降到了最可怕的冰点。之后的证券市场曾几度勃起，但其令人瞠目的不规范性最终成为 了少数庄家大鳄的戏水台。中国的股市仿佛大航海时代初期的大西洋一样，看似蕴含着无限希望，引诱着无数有着想象力和雄心壮志的人们向彼岸驶去，但最终等待 他们的却常常是海神狰狞而可怕的冷笑。在这片赤裸裸弱肉强食的丛林中，唯一的规则就是可以为利益践踏任何游戏规则。

再 譬如网游。这号称是中国最高新科技的产业。毕业于复旦的陈天桥和浙大的史玉柱用《传奇》和《征途》两款可怕的游戏让中国的青少年陷入了深渊。这两个无所不 用至极的天才商人让几千万青少年用自己的青春时光为这两人的个人暴富而买了单。当史玉柱用脑白金成功忽悠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智商后，他攥着赚来的1.6亿钱一头扎进了新兴的网游业。而《征途》用了一种极其聪明—却也极其无耻的方法来敛聚财富---以免费的虚假名头吸引游戏者，然后用高价的增值服务迅速而有效地套牢他们。事实证明这是极其高明的战略。他们立刻击败了盛大和网易，而在短短两年内登上了网游的首席宝座。

许 多专栏作家愤而质疑—游戏中的开宝箱等纯粹是老虎机的翻版，而练级则需要玩家们购买极其昂贵的装备，至于游戏中所提倡的打劫，胜王败寇的血腥思想，更是对 于青少年会形成极其不利的社会影响，甚至有人激愤地将史玉柱的名字改为“屎与猪”。但后者听后，却只是轻蔑地付之一笑：“他们会讲社会效益，讲游戏情节， 讲技术含量，讲教育意义，但从来没讲过怎么赚钱。”

一针见血。不愧是他。一句话点破中国市场本质。

所以以我之见，IT业表面的繁华似锦下，是一片混乱和无序。史玉柱们不屑地践踏着满地的道德碎片，骄傲地站起，接受着新创业者们的顶礼膜拜。 在极度无序的中国IT市场中，没有人给循规蹈矩的好商人颁发道德勋章---人们需要的所谓英雄，恰恰是可以撕毁一切道德底线的史玉柱们。

所以有时候，企业家和无赖，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人会得意地说，这三十年，是充满着“光荣和梦想”的三十年。

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充满了血腥与肮脏的三十年。

当数不清的国企被肢解，以匪夷所思的低价被个人通过幕后操作而得手时，当数不清的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被贱卖时，因为被逼迫着入城寻找工作时，站在金字塔顶端那一小簇狞笑的所谓精英们，可曾有过丝毫的愧疚与不安？当厉以宁之流大声叫嚣着“9.6亿农民的贫穷和安于现状是很有必要”时，当他拿着每节课超过1万的费用在外面到处为利益既得群体到处言说时，不少被他认为“很有必要安于现状”的农民工们，正在为讨不到一年应得的工钱而发愁。而二十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也许还抵不过他一个小时上课的费用。

这就是一小簇先富裕起来的人。但没有人说，这一小簇先富裕起来的人，是否可以不断践踏着穷人的肩膀而永远富裕着

再譬如张维迎。光华学院正院长。他告诉我们，国企就像冰棍一样，要是不处理，就会化掉。这种匪夷所思的理论竟然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于是大量“拯救者” 蜂拥着开始拯救这即将化掉的冰棍，同时毫不犹豫地甩掉国企的包袱---意 味着数百万的老工人在被榨干剩余工作能量后，被像榨干汁水的橘子一样冷冷地抛弃在一旁，再也无人顾及。十几年前，某位伟人关于“工农老大哥”的言论随着他 一起被送进了水晶棺，而我看到的，只是数不清年迈而惶恐，被历史所淘汰的可悲一代。这批曾经热血澎湃地上山下乡，期望在农村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的壮志青年 们，最终只能被默默地扫进了故纸页中。眼色不安的他们，手中捧着的，只是一张单薄的，买断工龄的款单。

令 人匪夷所思的是，竟没有任何经济学家就他们的窘境作任何有深度的探讨。仿佛所有人都对他们的不公抱着一副理所应当的态度。仿佛他们的受难，他们今日与信息 时代新社会的格格不入，他们因某位领导人的灾难性决策而默默忍受的痛楚，都可以被那些专家很坦然地抛至一旁而再不顾及。

在后人看来，他们这一代的人生，仿佛已经结束—或者从未开始过。

我深知社会本就不曾平等过---但当一切带着血腥味的伤口被如此赤裸裸揭开时，我依然被彻底震撼。我为我自己对此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彻底的羞愧和痛苦。

我想，学经济的自己，对不起他们。

坦白而已，我曾无数次地想—对于处于金字塔底层的那几亿农民群众---那几亿曾用自己的热血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买单的人们的后代---生活是否曾有过任何令人惊讶的改变。譬如对于我祖籍杖锡山县的农民们。当我去年随着我的父亲，重新回我的杖锡山老家时，我惆怅地发现，他们的主要生活依然是刀耕火种，他们的主要收成依然是靠手和镰刀来取得。他们的年收入据说不会高于8000RMB，而村中最高的一座房是两层的村办公楼。当我们手中捧着的是Friedman的《TheWorld is Flat》时，他们担心的是，whetherthe land is flat. 也许对他们来说，他们去年唯一的利好消息，是猪肉终于跑过了CIP，而家中的几头肥猪终于成为了最大的不动资产。

这 一切听起来的确像是讽刺。然而对于城镇最低收入者们而言，恐怕这一切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恶梦。因为当作为必需品的猪肉价格在以火箭升空般的速度增长时，他们 的最低保险金却在以极其不相称的缓慢速度攀爬着。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物价指数的增长毫不留情地吞没了工资的增长，以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弱势人群的实际收 入并未增加，而是相对减少了。换而言之，在厉以宁老师充满自信地指着那一张张诱人的图表而告诉我们一切都在增长时，相当一部分穷人的钱包却在渐渐地瘪下 去。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些人更平等而已。

我不禁想起了GeorgeOrwell 那句极其经典的话。

这 就是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背后的故事。这就是在那一系列耀眼数据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不是那些弄潮儿，不是南德的牟其中，不是百度的李彦宏，而是数 以千万计算的普通大众们。他们时时刻刻将面对飙升的房价，日益严峻的教育问题，以及退休后如破房般不堪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汹涌而来的改 革浪潮并没有充分的准备—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被不情愿地冲上岸头，如同贝壳般永远地留在了沙滩上。

Engels曾 感叹：“资本原始积累的每一个毛孔中都充满了血腥味。”而从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还有被迫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身上，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昔日英国“圈地运动”的影子。唯一的区别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们似乎更急功近利，更不择手段，更希望能够尽快地用那些廉价工的血汗来堆积起自己闪光的政绩。 我们在初中的政治课本中还曾经念叨过“勤劳致富”的口号，可当我们真正长大时，我们发现，真正“勤劳”的，却往往是处于最下层的，从事低级而重复的民众。 他们究其一生，都与富裕彻底绝缘。

勤劳致富，这本身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就像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一样。

毫无疑问，这一切与我在哈佛所受的经济教育全然不符。

但这终究是我的祖国。

我 想我来光华交流并未来错地方。这里云集了全中国考分最高（也就是依照中国人理论上来说，潜力最大）的学生。他们骄傲地站立在金字塔的顶端，冷冷望着金子塔 下那如蝼蚁般渺小而数目惊人，却总是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历经惨无天日的高考磨练后，这几百名坐在光华大讲堂中的学生，是精华中的精 华，也毫无疑问将成为崛起中的中国最重要的力量。光华的大门外是一张照片，其中的几百个MBA毕业生排成了大大的“脊梁”两个字，其勃勃雄心昭然若揭。

可是我们的精英，究竟缺少了什么？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在南宋初年时便已经发明了纸币，在南宋末年钢铁产量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在元朝初年泉州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国度，这样一个曾诞生过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早很多的近代工商业雏型的国度，为什么却在今日的经济研究领域中，如此令人尴尬地大步落后，更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曾有过哪怕一个能问鼎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有人说，是因为我们学识不够。

但我更愿意相信，是主流经济学家，集体性的良知丧失。

而良知丧失，无疑是比财富丧失更为可悲的事。

因 为我们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更津津乐道的是那一个个经过重重粉饰后的虚伪数据，而并非那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在政府智囊团中的地位和身 份，而并非那些在阵痛中呻吟的穷苦大众；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头顶上的光环，而非脚下眼神中带着绝望的庞大失业者们。当他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已经位居世界第四 的GDP时，似乎没有人愿意看看另一个也许并不一定会让他们舒服的数据：在2004年时，据联合国国际劳工局计算，中国的城乡农登记失业人口大约为1.34亿，这大约两倍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4.6%的数据， 也几乎是其他世界所有失业人群总和的二分之一。而这些失业者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未有任何的保障—他们黯淡的眼神中所流露出的对生命的绝望，与那些经济学家充满自信的豪言壮语，仿佛来自世界的两极。

然而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惊人差异，似乎并不需要任何经济学的概念或者理论来解释。忘了基尼系数。因为没有人相信审计局所说的0.42.审计局的谎言显然是中国政坛少数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常常像毕加索的抽象派作品一般引起相当的争议和广泛的讨论，因为绝大多数的观众显然需要一定的思维跳跃能力才可以强迫自己接受某些他们的数据。而世界上比他们所给与的当年基尼系数更不真实的数据，恐怕尚未存在---也许直到下一年的基尼系数出报，才会被打破。

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悲哀。

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没有哪怕一个经济学家---哪怕孤独的只有一个，愿意站出来，写一写关于那些弱势人群的经济历史？--当所有的经济学家和传记者都将闪光的镜头对准那个笑得如同ET的马云，那个创造了所谓的蒙牛奇迹的牛根生，那群以李想为代表的80后的创业骄子，还有张朝阳，汪浩，丁磊，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和他们身后看似崛起的中国经济，为什么就没有哪怕一个人愿意低下自己尊贵的头，写写农村，写写民工，写写下岗者，写写再就业务工者们？

可惜依然没有----也许在他们眼中，那些无奈而痛苦的弱势者们，似乎本应该就与当今的中国格格不入。他们让我想起了隋炀帝第五次出游江南时，那整整两万九名的纤夫---最终只有不到一半活着从洛阳拉到了扬州。他们的下身因数月浸泡在水中而彻底溃烂，然而没有人看到他们触目惊心的伤口和最终倒毙在河道中的同伴尸体们。他们的身影渺小而虚弱---所有人的目光，聚焦的终究是由他们身后的华丽巨船，以及站在船上，骄傲地挥舞着双手，向众人招手旨意的隋炀帝。在那一刻，帝国的前景是那样的美妙—东都洛阳的建成，西巡吐古浑的成功归来，京杭大运河的通行，在华夏地域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正在如旭日般勃勃升起。

然 而没有人最终能预料到，这些其实早已不堪重负的纤夫还能拉多久。这些弱小身影，曾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润滑了他们身后巨船前进的河道，然而当他们最终疲惫不 堪地倒下，渐渐在河底的泥中渐渐腐烂时，他们并未在史页中留下只言片语。船上依然歌舞升平，美姬依然浅笑如云，那个英俊的杨广依然在用自己秀丽的诗句，向 自己的众臣们炫耀江南的奢华与繁荣。可惜似乎没有人会猜想到，只是不到五年内，这个英俊的头颅，就会被愤怒的部下所摘下，而腐烂在无人知晓的历史角落中。

我猛然想起，似乎那一年，隋炀帝的年号，叫做“大业”。一个雄心勃勃，似乎与隋王朝最终的惨淡结局，并不全然符合的年号。

当然，我并无意于用某段历史来昭示中国将来的走向—我也由衷地希望自己的国度能在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压迫后，最终能昂然伫立在世界，骄傲地望着大洋彼岸的对手们，露出胜利的自信微笑。

然 而我们必须一再提醒自己的是，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危机永远与希望同在，灾难永远与梦想同行。中国的前景是带着希望的金黄色，却绝非是带着浪漫气息的玫瑰 色。在中国经济总量以让众人惊叹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同时急剧激化，稍有不慎，这艘巨大而华丽的画舫便有可能会触礁，甚至会随时倒下，而拉动 最后一根颠覆的绳的，也许正是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不屑的草根民工们。虽然我极其真切地希望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

然而我并不同意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颇有居心的看法。譬如前两年那本曾风靡一时的《The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幸 灾乐祸地预言中国的崩溃将在奥运之前而非奥运之后；还有如斯塔德维尔，《中国经济》的主编，不屑地预言中国的经济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用耸人听 闻的经济新概念和理论来博取眼球—乃止自己在经济界的声誉，并不是我的初衷。至于像前者此般靠出卖自己国家名誉的华裔小丑，我更是鄙夷至极。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始终相信，中国经济依然可以走下去，健康地走下去----但前提是中国依然有充满良知的经济学家，以及充满诚信的统计学家，愿意以真诚的态度直面中国的现状---直 面惨烈得几乎滴着血的事实。前提是他们愿意放弃作为改革利益群代言人的尊贵角色，而稍稍打量一下在改革中受伤惨重，在金字塔底层呻吟恸哭的弱势人群。当萧 灼基教授大声叫嚣着：“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时，对于杖锡山的农民，也许他们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轿车的一个轮胎。

诚然，在许多人眼中，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许是中国的精英---但我坚信，“精英”决并不只是一小簇“精通英文”的人。精英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愿为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

“精英”理应是一个民族的栋梁。而我希望，终有一日，他们可以托起东方的那轮旭日，而那耀眼的光芒，照亮的理应不止是那一小簇金字塔顶端的人---而应该照亮每一个贫困的乡村，每一户贫穷的家落，包括杖锡山那些淳朴而落后的农民。我坚信：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并不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而是那些农民的最大不动产，不再是家中的那几头肥猪。

我相信，这一天，离我们并不会太遥远。

3. 6日

写于北大